丁刚：为什么说俄乌冲突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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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继续讲好中国的和平发展，要系统地讲，通过各种形式来讲，在各个场合来讲，尤其是对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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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将是俄乌冲突非常关键的一年。这场冲突让我们看到了全球格局的变化，也看到了全球格局的不变，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变与不变的关系对未来中国如何妥善处理好全球事务、处理好大国关系、应对危机，并且利用和营造好有利于我们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分享两个观点：
第一，百年大变局。俄乌之战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变，更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没有变、什么难以变化。正是这种变和不变之间的博弈才是最重要的，决定了大国博弈，决定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如何看待现在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及规则。当然，也影响着他们怎么看待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是怎么看的，也预示着未来新型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与传统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的方向和烈度。
我们现在无论是从美国在全球打压中国制造、遏制高端芯片对中国的出口，拉帮结派，控制美国在政治经济局势上的主导地位，还是北约持续东扩，还是俄罗斯通过战争手段要重新夺回其势力范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旧的国际关系体制中的基本元素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反而出现了有加强的趋势。
关于俄乌之战，我前些时候跟一些学者讨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俄方在开战前已经预测到根本不可能在一年内拿下乌克兰，这场战争肯定要打更长的时间，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俄罗斯还会不会做出开战的决定？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会有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俄方有可能不会决定开战，至少是即使要打也要再做更多的准备才会动手。与此连带的问题是俄乌冲突现在的局面是不是已经超出了很多人包括很多专家的预估。
我们反思一下，可能这种超出预估的情况不仅仅是对俄罗斯的高估，也存在着对美欧的低估，特别是对西方的低估。低估了西方政治、经济、军事、金融等诸多方面的实力，低估了他们为了确保战后秩序、坚守西方文明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顽强意志。不能轻易把俄乌冲突看作是欧洲衰弱的表现，而是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俄罗斯的挑战才是真正触及欧洲用两次世界大战换来的秩序的挑战。因此，欧盟、北约支持乌克兰可以被理解为是要捍卫西方文明，以及在这个文明基础上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秩序。
我们还看到整个旧的安全秩序、安全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欧洲的冷战是结束了，但欧洲还是分裂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安全危机，势力范围的划分还没有终结。在亚洲，三八线还存在，中国尚未统一，南海、东海都没有完成划界。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爆发。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先要回到过去那个体系中去，而这个体系仍然是由美国主导的，在战后建立的，是按照势力范围来划分的。最关键的是，它还是美国的战略抓手。只要局势紧张就会促使相关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加强。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中韩互信的严重问题。
俄乌冲突引发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与此类似，就是它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和欧盟、欧盟与北约的内部团结。德国不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欧洲正努力度过一个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的冬天，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中东欧加强对俄的军事防御。欧洲后退了吗？到目前来看还没有。对俄政策得到了广泛民意支持。北约看来还会继续加强针对俄罗斯的军备，继续东扩。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可能还会陆续加入。东欧国家虽然与老欧洲之间有一些矛盾，但仍然会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和针对俄罗斯的军备。欧盟会坚守制裁俄罗斯的政策，而且这越来越可能成为一项长期政策。即使接下来乌克兰让步，或者某种程度与俄达成停战协议，欧盟对俄的战略排挤与切割都将是长期的，除非俄罗斯发生欧洲希望看到的变革。
对中国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观，将对欧洲国家未来的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我们不是要否定整个国际大格局的变化。战后全球出现了反殖民和独立的浪潮。冷战结束以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推动、扩大和加速了全球化。实际上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新兴与发达平分秋色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些崛起仍然是在战后秩序的框架中出现的，战后体系的变化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崛起的可能。而这些国家的崛起推动着原有国际关系体制开始做出一些调整，但不是颠覆性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和对决策的参与权。
相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借力于战后的国际体系，在促进体系调整和形成一定程度的多极化的同时，实际上也巩固了这样的国际关系体系，像中国加入世贸，还有我们看到的东欧国家不断加入欧盟等等。实际上它是有利于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延续的。冷战之后出现的变化，比如经贸领域出现的区域化、集团化等等，包括金砖五国机制、RCEP等等，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大的全球体系中的基本框架或者说基本原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调整、变革。但是，基本的东西没有变，而且现在还很难说这就是另起炉灶另开张。
说到底，世界正处于一个要变、未变的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是很长的时期，或者说是变与未变两种力量激烈博弈的阶段。最关键的是这个阶段的时间不会是短期的。西方是相对衰弱的，从实力上讲，但并没有分崩离析。同时，他们也因为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反而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协调与团结，尤其是在巩固和加强原有的体系方面，会更重视意识形态的不同，会更重视思想的传播，会更重视他们内部的调整与变革，包括经济转型、重构产业链和供应链等。
有一个问题是现有体系要不要变，肯定是要变的，这是谁也挡不住的。问题是怎么变、怎么改革、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这才是真正决定中国与西方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个磨合也肯定是长期的。因为“变”作为一种趋势，考验的是中国在未来之变中的大国作用，一个更积极参与全球秩序之变，一个更负责任的全球发展引领者的作用。我们现在不能说中国未来的作用就是要重新构造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变与不变的博弈是长期的，存在很多难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涉及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和平发展的全新道路，并且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全世界的认同。
作为智库，在这个时候肩负着重要责任。我想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建设。
在全面认识今天的变与不变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中国崛起与全球现有体系、现有秩序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简单批判美国有意制造的“中国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破坏者”这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要有批判，但是更要有破有立。我们批评西方不是只讲他们不对，而是要结合实际讲为什么不对，要结合西方的理论认知来讲，重点是讲我们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更重要的是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建立相关的理论。
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跟着西方的议题设置在走，我们很多智库也是这样的，不光是媒体。他们谈论什么话题，我们就跟进反驳。未来可能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另起话题，重新设立我们自己的话题，形成“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局面。我们不能总是让美国之音之类的媒体来引领我们的话题。我们也不能总是像媒体一样写国际评论。我自己就是一直从事国际评论，但我觉得智库做的工作更多应该是理论建设，而不只是像写评论那样针对西方进行反驳。
我们看到去年一年人大重阳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的重要目的就是更清晰地认识现在的全球格局和实力的变化，比如对俄罗斯的实地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行走中思考、在思考中行走，这是智库最需要的，也是我们自己要进行议题设置的基本前提。
智库的重要作用就是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向世界的实践，结合现有国际关系的变化，为我们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政策支持和理论基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将中国塑造成为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的企图，才能在西方针对我们的舆论围剿中实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我们不是要颠覆现在的全球体系，或者我们是在现有的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但我们要寻求改革调整，让现有的体系更有利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是在与原有体制的磨合中完成自己的路径选择。我们的发展路径，尤其是和平发展路径是五百年来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过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对国家发展的认知。
因此，我们要继续讲好中国的和平发展，要系统地讲，通过各种形式来讲，在各个场合来讲，尤其是对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我们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单线式的那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可以和平崛起，更多的国家也可以和平崛起。尽管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复制我们的模式，但这个模式所做出的路径选择肯定指明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不是为了跟西方打架，而是在现有秩序中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争取空间、创造空间、塑造舆论。
我们重视理论建设，依据我们的发展实践来讲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建立我们的理论体系，尤其是要结合当下的变局来研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对一些基本原则的建议。还可以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结合目前亚太和东亚安全体系面临的挑战，结合我们与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的实践经验。结合我们对金砖五国、上合组织的机制建设，从和平、谈判、管控分歧等过程中积累经验，形成一些基本原则，确定一些处理热点问题的基本路径，既是具体的、可操作的，也为未来的理论建设奠定好实践基础。这些都是中国智库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是与西方文明观、历史观的长期的思想、观念博弈，是艰苦的舆论斗争，当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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